张欣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王烨捷

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有一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领衔的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系医学微生物教学团队。多年来，这支20余人的团队围绕持续性感染及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核心问题集中攻坚，老中青三代团队与病毒“赛跑”。2018年1月，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系医学微生物教学团队被认定为全国首批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病原生物学学科关系着无数人的生命健康。从战乙肝，抗非典，再到如今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闻玉梅和她的团队同病毒的斗争从未停止。

2003年非典肆虐，当时已年近七旬的闻玉梅赶到广州研制灭活SARS病毒的免疫预防滴鼻剂。她亲自进实验室，与学生一起将SARS病毒株培养出大量用于实验的病毒液，她们每天接触大量活病毒，最多时每毫升就高达1亿个病毒。

此后，为了在新发突发传染病来袭时，能主动科学防控，由闻玉梅提议，复旦大学三级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BSL-3）于2003年SARS爆发期间紧急启动。从此，团队坚守实验室这方战场近20年。

2020年初，正是在这个实验室中，团队联合上海市疾控中心，仅用3天时间就从一例病例样本中成功分离并鉴定出上海首株新型冠状病毒，为疫苗研发和抗病毒治疗提供支撑。

新冠疫情发生后，复旦大学病原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姜世勃和实验室同事第一时间退掉了早已买好的返家机票，组成攻关小分队，由陆路研究员担任队长，带领攻关队员们冲锋陷阵。基础医学院研究员应天雷记得，有一次凌晨3点多分析完数据经过实验室，发现学生们都还在。“他们说，想要第一时间看到实验结果，想快点开发出药物。”应天雷说。

疫情防控期间，该团队开展校内外合作项目、企业和科研机构技术服务42项，为校内外企业和科研机构鉴定抗病毒中和抗体350多个，筛选抗病毒药物及化合物3000多个，测试研发疫苗6个，测试抗病毒材料和设备3个，多个有效的抗体和候选药物积极进行深入研究和向临床转化。

“人生并不是一支蜡烛，而是一支火炬。我们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闻玉梅十分重视培养青年人才，她认为要用老师心头的火，点亮青年心中的火种。她不看重名利，却格外看重“老师”这个角色。

50多年来，她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培养了几十届学生，其中有不少人成了所在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为中国的科研事业贡献力量。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基础医学院院长袁正宏刚留校时，就是他的老师闻玉梅帮助他争取到了宿舍。如今，当发现研发能力很强的青年好苗子从海外归来、一时没地方落脚时，袁正宏总是自己先出钱，让他们暂时在酒店住下。

“袁老师继承了闻老师的风格——敬业、严格，以及在原则问题上坚持、顶真、不怕得罪人；他对学生要求高，但他对自己要求更高。”学生们这样评价袁正宏。

“我对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病原及传染病感兴趣，从不会计较时间、计较是否枯燥以及个人的得失。我想，我会用毕生的时间去研究它，希望最终能控制它。”这是袁正宏年轻时给自己的勉励，如今，这也是他给每个学生强调的第一课。

瞿涤是闻玉梅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如今，瞿涤自己也成为了一名教授。她担任《医学微生物学》课程主讲老师已经很多年了。每次早上8点钟的课，她都会在7点35分准时出现在教室，与同学谈心、答疑，或是向学生打听一点课程反馈。

对于治学，瞿涤有时甚至会有点“吹毛求疵”。最让同学们惊叹的是她的教学PPT，她会认真核实每一处知识点，增补最新的科学研究结果，甚至每一处字体、大小、标红、图片，她总会细细斟酌，总会考虑“这样放学生看不看得清？看不看得懂？”

如今，团队的课堂依旧将触角延伸到科学前沿和社会民生。疫情防控期间的在线课堂中，实验室里出炉的最前沿的新冠病毒相关科研成果，就第一时间出现在医学生们的课堂上，成为最鲜活的“教材”。袁正宏、瞿涤、谢幼华等很多老师结束了一天的实验室工作，晚上回家继续录制教学视频。

疫情防控期间，团队成员们还积极发出科学的防疫声音，给公众送去“定心丸”。疫情发生后，平日低调的闻玉梅多次接受媒体采访，亲自撰写文章，做科普讲座，以科学的力量抚慰人心。她与11位院士联名向上海市民发出倡议书，共同向全社会呼吁：科学认知新发传染病，配合排查、及时就医、做好防护；出席上海市政府举行疫情防控例行发布会，强调“最重要的是早发现、早隔离，这样才能保证疫情拐点早点出现”；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用好战胜疫情的科学利器》，相信“科学这个利器，必将在人类与病毒等病原体的斗争中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