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神庙石柱上的那句箴言“人啊，认识你自己”已经因为知识的增多而变为沉郁的劝告：“人啊，愿你永远不知道你是什么。”(理查森 2014) 19世纪以来一系列新的科学发现不仅动摇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甚至对什么是人发出了疑问。什么是自然？什么是文化？是自然还是文化是价值的来源？人类的科学知识意味着什么？

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在达尔文之后就没有那么难了。生物学和哲学关于这些问题的分歧论争使深受其影响的文学家感到困惑与两难。托马斯·哈代所说的“我没有什么哲学”只是一堆令人困惑的印象而已，就像一个看魔术表演的孩子的困惑一样(Mallet 2009)。他列举了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孔德、休谟和穆勒等，声称自己是《物种起源》最早的拥护者之一，而与《物种起源》同一年发表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公民自由而呼吁的伟大哲学著作《论自由》，尤其是关于个体的章节，又是把他从绝望中拯救出来的良药之一(Richardson 2009)。孔德关于有机体和环境关系的观点震撼了哈代，但他对个性主义的讽刺又把哈代推向穆勒，而穆勒对个体主义的过分强调又让哈代无法接受。斯宾塞和阿诺德赞同穆勒的理性观，反对强调本能。哈代被夹生物学与哲学即达尔文与穆勒、文化与自然的冲突之中，感到两难和矛盾，总是不能调和，但他最终指出了思考之疾和知识之树的痛，宣告了人类文明之于自然的更大失败。

1. 不同的“自然”

《物种起源》被誉为新的创世故事，是对一切起源的追寻,并发起了人对自我认识的新探索。它颠覆了上帝造物的信仰，使人似神的地位，即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信仰受到冲击。它所描绘的自然界充满生命能量，斗争统一，前进发展。达尔文把人类融入动物王国，认为人只是进化中的动物世界的一部分，批评把一个物种定级为高于另一个物种的做法：“使我们的先辈宣称他们是半人半神的后代的只是我们天生的偏见和自大。”(达尔文 1983:42)他认为在脑力方面人和高级哺乳类动物之间没有根本区别，都有同样的感官、直觉和感觉，相似的、甚至更复杂的激情、感情和情绪；人受本能和受理性驱使的程度一样大；本能代表更真实的感情和行为，更为真实；本能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是与生俱来的，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大多数本能是由某一代人的习性获得、然后遗传给后代，那就大错特错了”(达尔文 2007:89)。

而穆勒认为，自然完全是一个可疑的、不确定的概念，是没有人类干预的事物的本来样子，不被人类干预的自然是荒凉的，自治是最重要的。他强调理性，谴责对本能的确认，把对本能的肯定看作是退化性的、对未经干预调解的自然的确认：“在现代社会，情绪化的因素如此普遍以至于对本能的肯定以牺牲理性为代价。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更为普遍的、恶作剧的偏颇观点，即每一种或者几乎每一种不加怀疑就立即行动的情绪或冲动都被称为本能。”(Mill 1874:44)他建议个体选择自我约束，认为人类几乎每一个值得尊敬的特征并不是本能的结果，而是战胜本能的结果，且明显依赖于人为的、为了自我实现的自我约束。

赫胥黎赞同穆勒的观点，要求抵制自然本能，认为人类的本性具有“纯四足动物强烈的自私和凶猛的欲望”(Huxley 1863:131)。赫伯特·斯宾塞暗示自己也离开了自然，并提到自己甚至对身体的贬低或抵触，说他是一个“极少注重自己的肉体快乐的人”(Richardson 2009: 62)。马修·阿诺德在文化中找到了退出肉体与本能的途径。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他让读者牢记“肉体感官”的危险，说本能应该被抹杀，“在抑制了我们身上种种明显的动物性坏毛病后，我们会获得内心的宁静和满足”，文化一心想着完善人自身，使人的心智臻至完美；真正的幸福在于按照理智行事，服从理智的权威(阿诺德 2008：19-49)。

达尔文和穆勒纷争的另一个问题是道德的来源，涉及自然与文化各自的价值以及价值的最终来源。达尔文认为自然是价值、道德和美学意义的源泉。任何动物天生都有显著的社会本能，不仅人类拥有道德本能，低等动物的社会情感也是本能的或天生的。“不论任何动物，只要在天赋上有一些显著的社会本能，包括亲慈子爱的感情在内，只要一些理智的能力有了足够的或接近足够的发展，就不可避免地取得一种道德感，也就是良心。许多动物本能性地有同情心、恩爱、忠诚、勇敢，苦乐感，也有自制力和审美能力，尽管他们欣赏的事物大不一样，它们是懂得美不美的。”(达尔文 1983:149-151)达尔文相信自然选择的结果，也相信教育的影响，认为教育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动力，但他又处在矛盾中，最终倾向于相信“教育和环境对一个人的心理只产生很小的影响，我们的大多数特征都是与生俱来的”(Richardson 2009)。他将自然、生物学置于文化、教育之上。